我是高雄中學初中部時開始學打棒球，小時候就住鼓山，隔壁住日本人也不記得他們特別愛打棒球，所以是到了中學才打棒球，那時許水德(前考試院長)和我同班，而且他也是棒球隊的一員。會加入棒球隊，原因和其他人不太一樣，那時候雄中常有學長修理學弟的情形發生，為了怕被打，所以我們就『躲』到棒球隊。

因為怕被打而進棒球隊，結果棒球隊也好不到哪裡去，比我們想像還要苦，每天只是做些打雜的工作，譬如架網、灑水整理場地還有縫球。進雄中棒球隊，還沒學會打球之前要先學會縫球，一顆球往往是打到皮開線掉為止，這時候我們棒球隊新生就要負責拿回去重縫。結果因為太苦沒多久許水德就跑了，我也跟著他的後腳溜了。不過我們的學長又把我叫回去。

當時高雄中學的王校長對課業的要求很嚴，在他的認知中，課業和棒球是兩回事，不能因為球打得好就不用管學業，反而是把功課弄好了，只要你有時間，那你就去打吧！他絕不允許在上課時間球隊拉出去練習，所以我們球隊要訓練都是利用課餘的時間。每天差不多是下午三點左右降旗典禮結束，到天黑看不到這兩三個小時來利用，不過算起來是足夠了，至於教練則是校友兼任。

練習的場地就是現在雄中的操場，那時雄中主要的運動項目是籃球和棒球，所以戶外的場地幾乎都是棒球隊佔走了，不過場地並不平整就是了。場地不好，裝備也不佳，事實上連打擊頭盔都沒有，不過沒有人會覺得球硬會打死人，大家還是覺得只要好玩就好。

那時全省中學比賽打得很熱，協會辦的中學對抗賽，每一年都在新公園打，有三十幾隊，開南、雄中、南英、高雄商業、建中都是很有名的。我們每次遠征台北，吃住交通都要靠自己，搭普通號的火車，十幾個鐘頭才到台北，因為車上有同學嬉鬧，所以就不覺得時間久。而且打棒球全校當做明星，出賽都有啦啦隊加油，還有OB校友支持，所以就很認真的參賽，希望打好成績，如果打輸了就會覺得很丟臉。那時的中學棒球賽真的很熱鬧，不過就因為太熱了，辦三四屆之後就沒有再辦了，因為發生開南和雄中的校友打架的事件。

雄中畢業後，當時高雄市有三家體育用品社，七海、高雄、勝利體育用品社，我常到勝利體育用品社去串門子，正好認識了也常去那裡的海軍體育官，那時體育官要組球隊以參加三軍棒球隊，所以就找我然後問我有沒有其他的好手可以加入，所以我才找陳潤波等人

之前在雄中棒球隊我們的投手是宋宦動，後來好像是手壞了就沒再投了，那時候我的守備位置是左外野手，臂力算起來是不錯，但從小自己並不覺得，大概是沒有做過比較吧，到了海軍後才學投手，因為球隊中沒有投手，人家叫我學投手，我也沒什麼意見，反正以前在學校也不是什麼重要球員，能當投手好像也不錯。」

那時候在海軍練球根本沒什計畫，教練也只是精神鼓勵式的帶領，台灣棒球在蘇正生先生(1931年嘉農棒球隊員)之後，教練就有點青黃不接，所以所謂的練打擊就只是一球球的揮，投手就一球球的丟，也不知道方法對不對、技巧好不好，更談不上現在這種測速槍的科技產品輔助。所以我投球練習也只有要求自己兩點，要投得快、投得準。

雖然練球沒有方法，不過嚴格講起來，中學時代的棒球實在是玩票性質，真正自己球技進步的算是在海軍的時候，因為我們是為了打棒球才去海軍，可以說唯一的工作就是打球，也不用上班，薪水照領，所以有時間就練球，就我的觀察陳潤波也是這段時間球技進步的。

由於在海軍棒球隊大家都練得很勤，所以球技進步很快，因此我們在三軍棒球賽就很少輸，那時空軍投手是曾紀恩，聯勤的投手你知道是誰嗎？是楊傳廣。

在海軍球技進步，不但入選省運高雄市代表隊，也因為在省運表現好，入選第一及第二屆亞洲杯國手，我個人覺得當時的控球、球速都是上乘，雖然我會的變化球只有曲球及內角上瓢球，不過配合捕手劉仲義很會接球，每一次接球都讓手套發出很大的聲響，讓我很有信心。

除了代表國家參加亞洲杯之外，我也曾隨台灣隊訪問菲律賓，當選國手真的是很高興的一件事，因為那是出國的唯一機會，當時出國只有體育團體才有機會，即使經商考察也不准，所以很多人就會搭體育團體出國的便車，像我們遠征菲律賓時，唐榮鐵工廠為了去當地堪察二次大戰時一沉船的狀況，還特地捐了錢給我們當做經費，所以才能和我們一起出國，另外台北有家金店也是同樣的情況下出國的。

到菲律賓比賽印象最深刻的是球迷對日本 KANEBO(鐘紡)隊很敵視，因為二次大戰日本曾佔領菲律賓而且曾發生暴力對待菲國人民之事，因此只要日本隊伍一出場，菲國球迷就用力踏著梨剎球場的觀眾席，使得整個球場「碰、碰、碰」地發出很大的聲響。後來他們想到一招才化解了這種敵對的狀態，那就是只要比賽前，日本隊員就先丟口香糖到觀眾席，如此一來菲律賓的球迷就再也不吵不鬧了。只記得華僑送很多東西。

另外在韓戰隔年我們也曾遠征韓國，那是韓國東亞日報主辦的，每一場都是大滿場。那時沒有噴射機到韓國，只有螺旋槳飛機，所以從台灣飛到韓國要十一個鐘頭以上，因此無論如何我們從台灣飛到韓國一定是半夜才到，因此我們就先飛七個小時到日本，因為日本可以過境停留一晚，所以我們第二天才飛四個小時到韓國，雖然有一點累，但大家其實都很想去日本看看，尤其當時有一部很轟動的電影叫做君在何處，裡頭最有名的場景是一座 SHIKIYABASHI(敷屋橋)的橋，我們也專程去一看過過癮。

在日本的時候，那時候我們的領隊謝國城跟我們說經費不多，所以我們要準備到日本到「乞丐」，因此每到一個地方拜會都是選快吃牛餐的時候，只送了一支小旗子就可以換一餐是很划算的。

訪韓時因為韓戰剛結束，所以當時環境很不好，機場跑道還埔鐵板。

當國手除了能出國之外，還可以找機會加強自己的球技。我是側投投手，為了要學內角上飄球，可以說想盡了辦法，那時候這種球路投得最好的人是中華隊同隊的藍德明，老一輩的棒球選手不是隨便就會教人打球的，還得看你順不順眼，像高泉榮就不愛教人，而藍德明也是一樣，如果他看你不對勁，說什麼他都不可能教你打球的，為了要讓他教內角上飄的球路，每次他去洗澡我就跟去，跟去做什麼？幫他擦背，結果他就說明天我練球你就站在旁邊看，這個球路就這樣學來的。

在海軍棒球隊除了參加三軍運動會之外，有些比賽現在想起是很有趣的，那時第七艦隊在韓戰期間常來駐防台灣，美國兵很喜歡打棒球，知道海軍有棒球隊就常找我們比賽，而他們每一次比賽都帶一大箱的啤酒和WILSON的球具，結果比賽結束他們又原封不動地帶回，看得我們納悶不已，那些東西不是要送我們的嗎？後來就有人說會不會是我們每一次都打贏，老美不爽就把東西帶回去，下一次我們輸一場看看，結果真的是一輸，老美什麼東西都給你，之後我們就比照辦理，只要七艦隊的選手來挑戰我們都沒贏過，所以球具就拿了一大堆、酒也喝了不少，有一場比賽劉仲義還沒打就先喝，到一半時還問我球好像有兩個問我要接哪一顆。

在海軍棒球隊期間，我也曾當過「傭兵」打過台電、味寶等隊，不過都是義務性質。

當我離開海軍之後就得去當兵，我是二十年次的，陳潤波早我一歲，按規定十九年次不用去服役，徵兵是從二十年次開始的，所以我就去陸軍當兵。

我到新兵訓練中心的時候，教育班長告訴我說：『黃仁惠你不用太操練，反正一定會調你去預訓隊打棒球』，結果我真的去預訓隊參加棒球隊，那時陸軍並不沒有正規的棒球隊，只有一支預訓隊的棒球隊參加三軍運動會，所以加入預訓棒球隊的我也參加了三軍運動會，當比賽結束我們原本就覺得應該不要讓球隊解散，甚至應該組陸軍隊才是，正好從政工幹校畢業的廖體育官，他也有此意，經過他向上級反映之後，所得到的結論是組球隊可以，但沒有經費補救，而且必須打出好成績才可以，經過再一次討論之後，我們向上級所表達的意見是，如果我們在全國比賽打出好成績，那麼上級必須撥出一定的經費給我們，而且以後如果有優秀的棒球新兵入伍時也必須徵調到棒球隊中。

球隊有計畫的組成，廖體育官就兼我們的『教練』，而為了打出好成績我們必須做密集的訓練，訓練的場所是向蕭德宗先生商借的台北市立棒球場，不止是借球場練球，為了省經費怕住旅館太浪費錢，所以我們就跟蕭先生說，那棒球場多出來的地方可不可以讓我們晚上住，蕭先生雖然一口答應，不過有個附帶條件是要幫他整理台北球場，我們當然沒問題，這差不多是民國四十七年的事。」

那段時間真的是什麼都要靠自己，自己想辦法去找吃住，不過雖然苦了一點，但因為有共同的目標------就是在即將到來的全國賽打好成績，所以生活差了一點也就不會太計較，而且練習時大家也會彼此鼓勵，互相加油。

上級答應我們在即將到來在高雄舉行的全國賽，只要打進前三名球隊就可以成立，那時候的賽制是分成四組，每一組的冠軍隊可以進入最後的四強的交叉決賽，當時台灣最強的球隊是合庫隊，我們每個人都祈禱分組不要和合庫抽到同一組，因為只要不跟合庫同組，那麼其他組我們就比較有把握打第一，進入交叉決賽時，要取得全國前三的名次應該就不難，所以在抽籤的前一天我們每一個人幾乎都禱告不要抽中和合庫同組，結果隔天我們不但抽中跟合庫同組，而且還是籤王、第一場比賽就對上合庫。

合庫雖然是台灣最強的球隊，但老實說我並不怕他們，因為過去我對上合庫從沒有輸過，謝國城就曾問我說：『為什麼合庫的選手都打不到你的球？』我回答說：『去收收驚就好了』我的意思是愈怕就愈打不到，抽籤好像也是一樣，愈怕中合庫，結果就是合庫。

第一場比賽遇上合庫，但在我主投之下，最後以二比一擊敗合庫，贏了最強的球隊，之後我們就一帆風順，不但進入決賽而且一舉拿下冠軍。總部對於這樣的成績當然滿意得不得了，也就答應了我們組隊的要求，而且把經費撥下來，並且請了前輩黃勝求來擔任我們的專任教練，之後新兵進陸軍也制度化，林家祥、陳秀雄等棒球好手也都一一在我們的爭取下進了棒球隊。

後來陸軍棒球調回高雄鳳山集訓，我也退休在做生意，不過部隊還是把我找了出來，希望我能擔任教練一職，我也一口答應，而且一帶就是兩年多的時間，在當教練時期的我自然有資格決定把那些好手找到陸軍隊來，記得鄭昆吉就是在這種情況下進陸軍隊的。講到鄭昆吉還有一段故事，他最早並不是擔任捕手而是投手，可是早在認識他之初，我就不容氣地告訴他：「你這種投球方式是成不了大器的，倒不如改練捕手看看」，那時候他哥哥也是打棒球的，在空軍棒球隊，聽到我對鄭昆吉的建議還不太高興的跑來問我為什麼要這麼說，結果是鄭昆吉聽我的話改捕手不久後就當選國手了。

在四十幾年前要進陸軍棒球隊雖然沒有什麼完整的制度，但為了整體的實力，我們還是有一定的考核標準，新兵進陸軍棒球隊通常有幾個管道，所謂的一級選手差不多就那些人，所以只要一當兵我們就會去找他們加入，像葉南輝就是在這種情況下打陸軍棒球隊，另外一種是自己請託的，當他們快入伍時，就會托人向我們遊說能否進球隊，但不是有人關說就一定進得來，還得經過我們內部的測試，當時我們測試是分跑打守幾樣，如果測試成績不錯的，自然就能加入陸軍棒球隊的行列。後來陸軍棒球隊從鳳山回到中壢，我因為離高雄家遠所以也就辭掉了教練的工作。

我最後和棒球有關連的工作是在高雄市棒委會會長許漢水先生的邀請下擔任棒委會裁判長，那時正是台灣少棒最熱的時候，高雄立德少棒也為高雄市打出了好名聲，當時我以棒委會的一份子也盡力地幫忙推動高雄棒運的水準，也親眼目睹了呂文生、呂明賜等選手在成長過程中所付出的代價。

打了這麼久的棒球，最大的感想是現在的孩子打棒球比我們那時候要幸福多了，我從南打到北，全省的每一座棒球場都打過，每一座球場都很差，最差的是新公園棒球場，大小石頭一堆，有一次我們參加謝國城辦的協會杯，我代表台電隊去參賽，隊中還有王麗玉、洪太山、陳潤波等，那時我們的二壘手是蔡錦標，因為場地很遭，球打到內野就亂跳，內野手不要說接，不被打傷就很好了，結果後來蔡錦標就想到一招，每一次球打到二壘方向，他就先轉身用他的背去把球擋下來，然後再將球撿起傳一壘完成刺殺。

球技也不好，每一位選手最大的夢想就是擁有一個日本製的手套或球具，那時有台灣製的木棒，但品質很不好，久了還會彎掉，所以沒事就要把它立起來，釘鞋也是很糟，不過我們都困服了，因為是為了興趣在打球，所以比起來現在的人真的很幸福，也更應該好好珍惜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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